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转]

儒道佛与中医药学 儒、道、佛从隋唐开始并称“三教”，其中道、佛是公认的宗教。今人对儒是否为宗教，虽有不同看法，但都不否认其有宗教迷信思想，诸如相信天命鬼神、崇拜偶像、主张祭祀等。先秦汉初道家虽不把上帝、鬼神视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但并不否认其存在，此与科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中医药学作为研究、揭示人的身心疾病产生、变化的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科学，确与宗教迷信具有严格的界限，不容混淆。但这只是二者实际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又是相伴而生和长期并存的。它们在几千年的并存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为用。所以只承认二者关系的一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那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发表一篇著名的讲话，指出：“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彼此界线(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１］?。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儒、道(包括道家、道教)、佛与中医药学之间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这应是发掘、整理、提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学这一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从中医药学看儒道佛?    儒、道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两大流派，自先秦以来，影响广泛而深远。佛教虽由外域传入，但自魏晋之后，逐渐中国化，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三者鼎足而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无不打上其深刻的烙印。作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一个重要方面的中医药学，也不例外。故从中医药学这一视角，可以窥见三大文化流派历史作用之一斑。就此而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儒、道、佛就没有今日完整、系统的中医药学。    历史表明，早在先秦汉初之时，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医药学，就与道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的天下一气、练形吐纳之说，《管子》书中的精气生人、心为身君之论，黄老学派的贵清静主张，不仅为当时的医家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且启发他们未病先防，尤重养心、治神。这在现存的《黄帝内经》和1973 年出土的湖南马王堆汉墓医学帛书和简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及至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居于独尊地位，其天命观，仁义礼智信思想，尊尊、亲亲和修齐治平主张及宋明理学的太极、阴阳、五行、天理、人欲等学说，凭借封建君权，有力、广泛地向中医药学领域渗透；同时有大批儒生涌入医家队伍，形成人数众多、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医群体。正是他们，代表了汉代之后特别是隋唐以来的医药学主流。除道家、儒家之外，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东汉后期产生的道教，它们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从病因、病理到药物、药理，从防治法则到为医道德，均带有佛、道二教的痕迹。例如，有些医家认为有所谓“业病”，方药不治，只有行善才可消除之，此乃佛教因果报应之说在医学上的移植；有些医家具有慈悲救苦、众生平等、舍命济人等观念行为，无疑是佛教六道轮回、普渡众生、积德成佛思想的表现；有些医家劝导患者静养修性，辅以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显然是佛门禅定方法的运用。再如，精、气、神思想，气功导引、按摩疗法、内丹理论、化学药物、性医学内容等，已被公认为现代中医药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究其来源，主要出自道教。由此而言，儒、道、佛是中医药学思想、理论、疗法、方药的重要源泉之一。如果从中医药学中除去儒、道、佛的影响，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什么样子。同时，也不难理解，三者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特别是其中的宗教迷信思想、封建伦理观念等，曾经严重束缚中医药学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的发展。诸如，既然承认“业病”，就不必去探求真正的病因和防治方法了；既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男性医者就不能对女患者进行检查以提高疗效；既然以“不伤发肤”为孝，就不能进行解剖和外科手术；既然服食金丹或炼养内丹可以长生不老，何必再去研究其他方药?如果没有这些束缚，中医药学也许会出现某种质的飞跃。?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学发展史，儒、道、佛既是促进其较早产生和日益完善的力量源泉，又是阻滞其快速前进和及时变革的无形桎梏。在其两重缘淖饔孟拢?幸揭┭в倘缫豢旁缡斓牡?宦涞俚墓?担??貌欢系赝ü?爬系母?⒏晌?沼??退?郑?贾毡３窒驶睿?⒎⒆砣说能跋悖?次茨芗笆甭涞厣???杏?旅纭Ｕ庵智樾危?仁沟苯裰谢???芍缘亟景梁妥院b?稚罡胁蛔愫臀弈巍＊?/P>   2.从儒道佛看中医药学?    任何事物之间的渗透总是双向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之间也不例外。中医药学既受到儒道佛的影响，儒道佛亦应受到中医药学的作用。当代的有关研究者仅仅着眼于前一影响，而罕有研究后一作用的。或许因为进行这一工作困难较多。但无此研究则不能揭示和把握双方关系的全貌，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从儒道佛这一视角来看，中医药学的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不可忽视的。可大致概括为思想理论上的启迪和生活实践中的运用两大方面。?    就思想理论而言，儒道佛均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借鉴或采纳了中医药学。历代大儒及其编定、注疏、撰著的典籍，或多或少地论及医药。但他们谈论医药的目的往往不是研究医药本身，而是借以阐扬、论证儒理。例如《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语：“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2］?。玩读孔子此语，可知其本旨并非在于赞扬巫医，而是借以劝导弟子乃至君子们必须具有恒德。宋代朱熹对此作注说：“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故虽贱役而犹不可以无常”??［2］?。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德，连巫医也不能当，何况做一个儒者和君子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称其言而善之”??［2］?。为进一步明确其意，孔子引述《易·恒·九三》爻辞，指出一个人有德而无恒，就可能使人“承之羞”，即受其害，反证恒德重要。由此可知，孔子赞扬巫医应有之恒德，也是借以阐发《易经》所蕴含的义理。亦可以说，孔子由巫医之恒德得到启发，悟解了《易经》之义，并引申出君子应有之德。再如北宋程颢、程颐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3］?。二程在此以病理上的“不认痛痒”(即麻木状态)比喻思想上的“不认义理”。前者是具体、形象的，人们可以感知；后者是抽象、无形的，人们难以体会。通过这一比喻，使一般人也能大致了解“不认义理”是思想上无知觉、无是非的一种麻木不仁的病态，从而强调了儒家义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二程受到病理“不仁”的启发，悟解了思想上、义理上的“不仁”。历代儒者引医论儒，多似此类。同样，道士之引医乃为论道，僧人之引医乃为论佛。例如两晋之际的道教金丹派理论家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中，屡引医药以论证长生成仙的可能。他从五谷养人、草木之药治病这一事实出发，进行联想和类推：五谷、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尚且能够活人延年，何况金丹一类上品之神药，其益于人岂不万倍于五谷及草木之药?因为“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4］?。这一推理过程失之于不严密，从正确的前提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而葛洪确是沿用医药学的思路和方法，以求解决人的长生不死问题的。此即所谓“外丹”理论。后世道教中的“内丹”理论，虽然否定“外丹”的作用，但仍依据医理，企图通过炼养人的生命三要素精、气、神，从而达到长生的目的。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局限性中获得启发，并不失时机地进行吸纳和利用，以期充实、完善、宣扬自身。诸如把佛法喻为治疗世人思想疾病的医药；由医家随病授药而领悟到应随时代而立教；从“五行”属性引申出“五戒”；把“两精相搏”的生命起始过程与灵魂转托、“业力”不绝思想结合起来；以各种病理现象证明“因果报应”的存在等。如此之类，不一而足。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医药学的汲取和利用，并不比儒、道为少，此乃佛教实现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和表现之一。?   在生活实践中，儒者、道士、僧人的言论、行为、习俗、好恶等方面虽有明显差异，但无不重视和运用医药：一是需要医药防病愈疾。三者虽有入世、出世之别，但他们都是自然的、社会的人，难以避免疾病，故不能离开医药。二是通过行医施药而修心养性。三教的教旨虽 有明显差异，但对信徒的思想品德的要求却有共同之处。儒家的仁爱，道教的善良，佛教的慈悲，均蕴含济困扶危之义。而医药的社会功能恰好与之契合，故三者都把行医施药作为个人修炼和积德的途径之一。三是借医药以弘教。儒者借医药以弘儒，道士借医药以弘道，僧人借医药以弘佛，目的不同，手段则一。在此意义上，不妨说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纵观儒、道、佛的发展史，中医药学对它们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医药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文化宝库，儒、道、佛及其他文化派别均从中获取一定的思想营养。有关此点，尚未引起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和中医药史家、宗教史家的关注，有待人们深入发掘和认真研究。

 如果没有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就根本不是中医。没有中医中药是不可能有很大前途的。所以，一方面要实行中药现代化，更要努力实行中医国际化

好文章，领教了，多谢！

写的还算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