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辩证的系统思想
ffice ffice" /> 17世纪上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就使辩证的系统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1-242页。)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认识的根本转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生物有机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而系统思想的发展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最直接的渊源关系。进化论认为生物是一个变化的系统,是在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选择下,相应改变本身内部结构的系统。达尔文的有机进化思想冲击了机械的系统思想,使系统思维方式有了长足的发展。系统思想分为两个发展过程:第一个是唯心的系统思想;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唯物的系统思想。德国“先验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对唯心的系统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影响。他把人类的知识理解为一种有秩序、有层次,并由一定要素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他还强调整体高于部分,把自然科学界中的整体划分为机械整体与含目的性整体两大类,认为运用系统整体的目的观点来分析事物,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此,贝塔朗菲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康德的观点中包含着系统的要素,具有丰富的系统思想。作为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看成一个过程。他的哲学理论充满着深刻的系统思想。黑格尔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按照“正(肯定)、反(否定)、合(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有机的整体,它“作为自身具体,自身发展的概念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957年.第1卷,第32页。)黑格尔把人们的思维能力看成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的系统过程:即知性——消极理性——积极理性的系统发展过程。他还把真理和科学作为有机的科学系统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这种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真实性和层次性。他说:真理的存在要素只在概念,真理的真正形态是科学体系。“科学只有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体的系统”(②《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77页。)他认为范畴体系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由抽象到具体,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一个独特的科学领域并组成一个系统,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过渡,反映了科学认识的扩展。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概念体系就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当然,也必须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就是说是用概念的系统发展来颠倒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系统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也同样必须承认,他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系统过程的整体的思想是伟大的,正如恩格斯赞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19世纪中叶以来,以细胞学说、进化理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前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扬弃,汲取了其“合理内核”,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开拓了系统思想的新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从哲学的高度来明确使用系统概念和系统思想。如“系统”、“有机系统”“总体”、“整体’、“过程的集合体”等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系统理论的哲学表达方式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一)相互联系的宇宙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
(二)系统整体的自然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事物、过程,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是相互联系与依赖,相互作用与制约的系统整体,“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0页。) ;“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3页。)
(三)运动形式和科学分类的系统层次。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发展的认识水平,在其《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物质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排列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五种形式。认为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秩序的分类和排列。 (四)社会运动的系统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看作为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认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个统一的整体”(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145)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完整地体现系统观念和运用系统方法的重要典籍。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商品出发,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机体进行系统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列宁也有关于系统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又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斯大林也曾指出:“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④《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5—426页。)都强调了认识系统的重要性。/上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关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系统科学概念的奠基人,是对系统性原则最早进行了广泛而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学者。这一点连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认识到了。乌杰文库——《系统辩证学》
五 辩证的系统思想的核心是正反馈 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六 哈肯的《协同学》 1 系统论指出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整体的功能状态。 2 哈肯用“协同”代替“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在牛顿经典力学中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在系统论中主要强调为保持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负反馈调节,而负反馈是以压抑、限制子系统为目的的,哈肯指出,相互作用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压抑,限制之外,还有合作共同促进的一种,哈肯将这种相互作用称为协同作用,其实协同作用就是维纳在控制论中已经提出的正反馈。但维纳在创立控制论时主要目的是如何实现系统的稳定、平衡。如何维持现状,因此,主要研究如何发挥利用负反馈控制的问题,而对正反馈问题未予重点研究。啥肯在/究了这些正反馈之后指出,这些协同作用在系统处于平常正常稳定状态时不表现出来,只有在系统发生相变、质变、飞跃时才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些正反馈协同作用促使了系统发生质变。因为这些协同关系在平常时不存在,故科学界称这正反馈协同作用为“影子系统”、“第三只手”(我们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3 序参量:即决定系统有序程度的参量,也即决定事物状态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哈肯发现在影响系统状态的众多参量中有快变量和慢变量两种,而慢变量决定系统演化的过程,决定演化结果出现的结构和功能,因此称慢变量为序参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理论,但毛泽东没有得出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因此,限制了辩证法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而哈肯用慢变量的方法解决了确定主要矛盾的客观指标,这也就为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普及落实开辟了可行性。 4 支配原理:以上条为基础得出结论:在系统中快变量服从于慢变量、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支配”现象也是社会生活中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一直没有客观指标进行研究和控制,协同学为此提供了客观工具。 5 正反馈在相变中起主要作用的理论,为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打下基础。 七 《慢变量》是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中的“慢变量。” 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八 小结 通过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辩证的系统论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我们有能力在复杂系统中找到那个主要矛盾,并且通过支持这个主要矛盾进行正反馈运动的方法,使系统问题得到解决。这样,我们不需要盲目地吃许多烧饼了,我们能够找到那个最重要的烧饼,只吃这一个就可以饱了。辩证的系统论可以使我们不再做那种吃了许多烧饼还不知道是哪个烧饼使我们吃饱的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