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 电影终结者 2

阿凡达 电影终结者 2
阿西莫夫的盖娅星球其实建基于早已有之的“盖亚假说”。“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宇宙混沌之女，亦即地球母亲。“盖亚假说”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lovelock）提出，他认为，地球生命与物质环境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整进化系统；换句话说，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而我们都是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一理论一直未能被科学界主流所认同，却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也因其浪漫主义色彩而多次被科幻界所借用。
不难发现，卡梅隆的潘多拉与阿西莫夫的盖娅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凡达》中对于潘多拉星球生物间奇妙的精神共通给出了技术解释：“人兽合一”事实上是二者外露神经末梢的联接；星球整体的沟通则是通过植物树根间类似神经元的构造进行的；纳美人死者的记忆可以通过圣树的神经系统“上传”并得以永久保存，其他纳美人以发辫联接圣树的垂须即可“下载”或在线调阅历史资料。有鉴于此，将潘多拉星球视为一个结构复杂的巨型生物也并非无稽之谈；伊娃即潘多拉，潘多拉即伊娃。因此纳美人才会说：“伊娃是一切。”
盖娅模式下的文明毫无疑问对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依赖，因为他们本为一体；而不曾意识到这一点的地球文明对自然始终抱着利用和榨取的态度，这也恰恰是影片主线中地球人与纳美人冲突产生的根源。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盖娅模式的确是卡梅隆在塑造潘多拉时最聪明的选择。

技术与反技术的矛盾
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滥觞，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始终是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成功地挑战了上帝、创造了生命，然而这奇迹却带来了不可控制的后果；由此以降，造物反叛造物主的故事屡见不鲜，集中体现着人们对科技疯狂发展的疑虑。在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便脱胎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阿瑟·克拉克也在其太空漫游系列中描述了技术所带给人类的冰冷与距离感。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固然脱胎于对制度的反思，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集中笔墨描写了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所暗藏的恐怖。近年来的科幻电影作品也屡次涉及这一题材，如《K星异客》中对地球文明的反讽，《Wall E》在温情背后流露的担忧，《黑客帝国》中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警惕，以及《银翼杀手》中提及的克隆技术对人性的泯灭等。
而库尔特·冯尼格特则是卡梅隆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无论是《冠军早餐》中消费文化对人类的符号包围，还是《猫的摇篮》中对政府、宗教和文化发出的冷笑，抑或《五号屠场》中对战争和死亡的反思，冯尼格特的作品都在卡梅隆的作品中有迹可循——总让人想起冯尼格特式对技术与文明的绝望……
卡梅隆的反技术倾向在《终结者》中已有体现，《阿凡达》更是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纳美人环绕乡树居住，安睡在树叶形成的天然吊床上，借助藤蔓攀爬陡峭的山岩，骑乘各种飞禽走兽穿梭于丛林与天空中……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技术二字，一切都是自然的赐予；当地球人提出为他们修路、盖房子和提供科技支援，他们则压根儿不感兴趣。杰克在操纵阿凡达融入纳美人族群后迅速迷恋上这个星球的风土人情，每当返回自己的地球人躯壳便若有所失；他的任务之一是摸清纳美人想要以什么为代价交换他们的故土，可后来他说：“我们能给纳美人什么呢？牛仔裤？啤酒？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
地球人不理解纳美人对自然的依赖，纳美人不理解地球人对技术的崇拜，两种文明的根本分歧直接导致了地球开发者孤注一掷使用暴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技术的《阿凡达》本身却代表着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反技术的卡梅隆本人也是个技术狂：他在《泰坦尼克》后的十四年中与传奇摄像机设计师文斯-佩斯协力开发虚拟影像撷取摄影系统，引燃了3D技术革命。或许卡梅隆心目中所反对的只是技术破坏性与疏离性的一面，而发誓将观众从电脑屏幕前重新带回电影院的他，恰恰在致力于以技术融合美与爱。
外星文明：神灵抑或虫豸？
在地球开发者的眼中，纳美人无疑是落后的、低等的生物，连是否可以称之为文明都很难说，更不用提与人类平起平坐了。正因如此，在决定使用暴力毁灭纳美人的家园甚至残杀老弱妇孺之时，人类可以毫无愧疚之意。
浩瀚无涯的宇宙总在激发人们对外星文明的想象，于是地球与外星文明的关系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对于科技发展水平远高于地球的外星文明，有人害怕他们带着恶意前来占领或毁灭地球、杀戮或奴役人类，这种恐惧使得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火星人占领地球》一度使美国人信以为真、引发全国恐慌。亦有人将外星人当作神灵一般，并将金字塔、巨石阵、寒武纪大爆发等人类难解之谜归功于他们，相信他们在默默关注和保护着地球，并会在某一天重新降临。在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中，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带来丰厚的馈赠，人类的苦难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科技发展到极限之时，人类社会的既有结构迅速瓦解，迈向超智慧的未来道路逐渐清晰。外星文明有着悲壮的善意，人类没有毁灭，毁灭的只是我们的童年时期。
然而，我们又是否真的需要外星人的帮助？以自身思维模式强加于对方，是引发文明之间误解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正如奥森·斯科特·卡德在“安德”系列中所讲述的，在不知情状态下率领地球舰队战胜外星虫族的安德最初以英雄身份得到人们狂热的崇拜，随后却迅速成为臭名昭著的“屠异者”；而其续作《死者代言人》中所描述的“猪仔”一族，因为自身可以在死后转化为植物形态而错误地对地球人作出了同样的判断，结果把他们所尊敬的地球科学家进行了活体解剖。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时处于弱势地位。此时我们或许会看到《E.T》中的脉脉温情，但更大可能是如同《阿凡达》：地球人带着狂喜扑向外星球，埋头攫取其中有利用价值的资源；拒绝理解当地文明，更在他们成为拦路石之时大开杀戒。事实上，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的拓荒与殖民史，一切便一目了然——纳美人与印第安部落的相似之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阿凡达》的故事，只是人类历史的黑暗片段在宇宙尺度上的映射与重现；不同的是，卡梅隆给了它一个童话结局。